那口井，那群人

离开故乡已经十余年了，故乡的那口井和故乡的那群人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偏远小村庄。那里地势高，经常缺水。那一年夏天，连仅有的两眼土井也快干枯了。于是打井取水便成了庄子里的头等大事。

在一个月明之夜，庄里的老太爷敲着铜锣，挨家挨户地把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喊到谷场子上开打井大会。大人们一个个表情严肃，争相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一直争论不休。无人顾及的孩子们就在大大小小的草垛子里捉迷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不知捉了多少回迷藏，孩子们都累了，有的坐在地上打盹，有的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好事的孩子们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，顾不上还没做完的美梦，也顾不洗脸刷牙，拿个馒头就去看热闹了。赶到时，打井的仪式已经结束了。地上散落着一大片鞭炮的碎屑，里面还有一些没被人抢拾的小馒头、花生和高粱糖（都染成了喜庆的大红色）。或许是火红颜色的缘故，也或许是大人们故意留给孩子们的吧。这么大的喜事有谁还不要沾点喜气呢？孩子们像老母鸡捉虫子似地到处翻找着。

井队的八个小伙子已经做足准备了。他们在井址上插起了一根一人多高的铁钎子，上面横着绑着四根木棍，棍子两头各扎了一块红布条。旁边还摆着几根一样粗细的铁杆子，是预备接在铁钎子上的。太阳出来了，井队的号子响起来了，围观的村民也多起来了。队员们猛地抬起铁钎又用尽全力向下砸去。随着队员们身体的一起一伏，铁钎子便一寸一寸的扎入泥土，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。红布条也跟着木棍随风飞舞，像八条燃烧着的火苗，好看而又喜庆。孩子们也围拢过来了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点评起打井队员来。谁的胳膊很粗？谁的力气很大？谁很威猛？不知在谁的带领下，大家跟着打井队喊起了号子，还模仿起打井队员的动作也打起“井”来了。呦——嗨！呦——嗨！……两个“井队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，相互应和着，煞是有趣。

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，大人们渐渐散去，午饭的时间要到了。打井的号子声如故，几个孩子还在疯跑皮闹。“不好了，打到砂岩了！”号子声戛然而止，打井的壮小伙们顿时哀声叹气起来，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。“不得了喽，不得喽，打不动喽，玩不成喽！”孩子们狼嚎似地奔走相告。

听到“小喇叭”们的广播后，大人们陆续赶来了，个个急急匆匆，神色凝重。满头银发的老太爷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，他思考片刻后便发出了铿锵有力的“命令”——男人八人一组增援井队，女人送饭送水做好后勤，孩子们随时听从大人调遣，不许再添乱捣蛋。顿时，一个庄子的人都行动起来了。你看，男人们将井架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他们抬起了横木，抓紧了铁钎，在老太爷手势的指挥下，一起喊号子，一起用力打井。铁钎子终于又像蜗牛般地往地下钻了。女人们把家里的饭菜和茶水一股脑地摆到了空地上，让歇下来的人们随意地“狼吞虎咽”。孩子们给忙碌的大人们送去毛巾、递上茶水。多么紧张而激烈的打井大会战啊！

当浑浊的井水从手压井的井口流出的时候，井的边上已挂起了几盏忽明忽暗的马灯。大人和孩子都没有来得及欢呼，似乎也忘了疲惫，一溜烟的功夫全都跑回了家，又一溜烟地全都从家里跑了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空手的，有的人拿着盆，有的人拎着桶，还有的一家老小抬来了大水缸。人们按“先来后到”的顺序排着队，等着接水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，所有人的脸儿都涨得红红的。接好的水摆在井前的空地上。那盆里的水，那桶里的水，还有那缸里的水啊，如同琼浆玉液一般在黄橙橙的马灯下闪动着勾人心魄的光。刚接下来的井水是不能喝的，里面充满了泥沙，只有耐心地等到沉淀后才能享用。

于是大人们聊起了天，讲起了故事。孩子们也围拢过来伸长了耳朵听。大人们大都喜欢讲成年人的故事。讲到精彩的地方，男人们拼了命地大笑。女人们红着脸偷偷地笑。孩子们估计是听不懂的，可也跟着阴阳怪气地狂笑不止。

“水能喝了喽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。人们像触了电一样，翻身跳起，向自家的盆儿、桶儿、缸儿们奔去。大人们蹲在地上，用水瓢舀着水，大口大口地喝。孩子们索性跪在地上，把嘴伸到水里去喝，不时还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。那滑稽的姿态把天上仅有的几个星星也羞得躲到云堆里去了。

那一夜，不知道乡亲们讲了多少个故事，不知道乡亲们喝了多少桶井水，更不知道孩子们笑断了多少根肚肠……

故乡的那口井和那群人啊，像一股股清泉永远滋润着一个游子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