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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树民--说年 压岁钱

来源: 静心文学汇 时间:2021-07-08

王树民/作

 

 

 

      过年,就是盼望能多挣“压岁钱”

      过年发红包,是自从有了手机微信后才兴起的一种时尚礼仪,其实在过去叫“压岁钱”,时下已成为过年的一道独特的“风景线”。长辈给晚辈,尤其是给孩子们“红包”,基本上是一种默认的必须程序和规则,而且在数量上呈现出逐年增长趋势,少则一百,几百,多则成千上万。数額虽然说越来越大,可似乎其中的味道和意义却发生了质的变化。钱多了,温馨却少了;孩子们得到的钱多了,高兴和感恩的心却淡了。

      “压岁钱”,相传可以压住邪祟,在春节期间,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。民间流传,古时候有一种叫做“祟”的小妖,每到年三十夜里就出来害人,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,孩子会吓得大哭,然后发烧、说梦话,从而生病,并且病好后会变成一个傻子。后来,在三十晚上长辈就用红包包八枚铜钱,送给孩子玩,“祟”再来时就被红包的八枚铜钱吓跑了。所以,人们从此把这种钱叫做“压岁钱”,因“祟”与“岁”谐音,“压岁钱”就此流传了下来。

     “萧疏白发不盈颠,守岁围炉竟废眠。剪烛催干消夜酒,倾囊分遍买春钱。听烧爆竹童心在,看换桃符老兴偏。鼓角梅花添一部,五更欢笑拜新年。”孔尚任的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过年守岁,分发压岁钱,一家人欢欢喜喜度除旧迎新的吉庆情景。清人吴曼云的《压岁钱》,“百十钱穿彩线长,分来再枕自收藏,商量爆竹谈箫竹,添得娇儿一夜忙。”更是把过年时孩童收压岁钱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      对于“压岁钱”的作用和讲究,一般都不知所以然,尤其是在六、七十年代,更没有人能够释其所意,只是由于钱的诱惑力,无不希望在过年的时候多挣些。因此,过年挣“压岁钱”自然成了一种期待。

 

      每年的除夕夜,我们姐弟几个除了热切地等待穿新衣,分鞭炮(因家穷,买不起更多的鞭炮,父亲就将整挂的鞭炮拆散开,论个数分给我们弟兄们)外,就是期盼着初一五更起床后父母发给“压岁钱”,虽然只有一毛、两毛钱,很少超过五毛钱,可当接到手里时,不亚于如今的“金条、金元宝”,那种激动和高兴劲用语言文字也无法予以形容。可谓是“满天飞舞为何来,无人栽种花自开。接纳喜悦情义重,钱财多少乐开怀。”

      吃过初一早晨饺子,我就跟着父亲(在我的印象里,父亲领着我的时候很多)去爷爷们家拜年。当时如果不是有能挣“压岁钱”的诱惑,也许我早去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。

      到了爷爷家,等父亲磕过头,我就翘首以待地盼着“压岁钱”。每次都能从爷爷们那里挣到一、两块钱。到了初二,又同样和父亲一起到姥爷,舅舅去拜年,一圈下来,收成好的时候,可以挣到两、三块。

      对这些屈指可数的“压岁钱”,我是如获至宝,放在家里,怕二哥发现后给“偷”了;装在兜里,怕丢了,晚上睡觉时都要拿出来数上一遍,然后放在枕头下才可以放心地入睡。

      尽管对挣来的“压岁钱”如此守护,但很终还是逃脱不了被“没收”的命运。父母总会以“我们给你保管着,等开学时买铅笔和纸、本”为由,只为我留下五毛钱,其余的全部就“剥夺走了”。

      时过境迁,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“压岁钱”也同样与时俱进,在不断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中,虽然数量上翻了不知多少倍,但其美好的寓意和愿景还是初心未改。

 

      我也从挣“压岁钱”过渡到了发“压岁钱”。在八、九十年代,每年的除夕都要给儿子、女儿们发“压岁钱”,尽管数额不大(由开始的五块到后来十块),但换来的却是孩子们的手舞足蹈、欢天喜地的开心快乐。现在又添加了给孙辈们发“压岁钱”的任务,每当此时此刻,我们是心花怒放,孩子们是乐不可支,把融融的亲情推向了有限。

    “压岁钱”,让人欢喜让人忧。喜的是这个古老的形式将传统美德很好地传承了下来,一直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。忧的是这种美好寓意的方式充满了变性变质的危险。一些家庭忘记了“压岁钱”的初衷,过度地追求钱的数量,以致形成了互相攀比竞逐的不良趋势。不仅吊高了孩子们的胃口,而且成了少数家庭因此产生纠纷矛盾的“导火索”,上演了一场场、一幕幕的好心办坏事的“悲剧”。

    “压岁钱”,压的是岁,给予的是喜,承载着是希望,弘扬的是传统。如若一味地偏重钱而忽略恩和情,那么这种“压岁钱”我自认为也该“寿终正寝”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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